「薩騎馬」與「薩騎牛」     

            記得六、七歲時，我隨父母從大城市搬遷到一個依山傍水的小城鎮生活。那裡環境清靜、民風淳樸。由於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護士，收入高，人緣也好。常有樵夫和漁家把鮮果與活魚送賣到家門前，讓我們精挑細選，價錢也便宜。有時母親不想要又不好推托，只好說還未發工資，但他們說不介意，下次一起算。

河畔有茶樓，假日，父母常帶我們去飲茶。我記得最愛吃的是叉燒包和薩騎馬，尤其是薩騎馬，香甜爽脆，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那時我臉上肥嘟嘟的，母親就給我起了個別名叫「雲吞」。大家都說我有個幸福的童年。

          到一九五八年，因有海外關係，屬醫務高幹的父親下放到幹部農場去「改造」，很久才能回家一次，人也變得又黑又瘦。母親也因而病倒，家境自此一落千丈，十七虛齡的大姐也只有輟學到醫院做勤雜，以幫助家計。那時，大陸已進入大飢荒年代，人間悲劇一幕幕地發生，在醫院裡，常有「男人變女人，女人變男人」的慘狀，那是指男人因水腫大了肚子，女人因嚴重貧瘦，子宮也下垂了出來。那期間，每人每月配油四両，是糠油：偶爾有肉配給，但要絶早去排隊，遲到就沒有賣了。墟場上曾有過叉燒包賣，但後來發現是用死人肉做的。

          曾經有過一段「看餅的日子」。那時餓了，便到茶樓櫃枱上看餅，那裡的叉燒包和薩騎馬早已消失，換成形形式式的雜糧饅頭，還有摻雜著米糠或稻草做的「高級餅」。有些要六角錢一個，相當於大姐一天的工資，所以每次都只能啜著口水，依依不捨地離開。白天看多了，晚上做夢也是父親帶我去茶樓，但吃了半天都吃不飽，醒來更餓，便哭著對媽媽說：「媽，我要吃叉燒包，我要吃薩騎馬。」媽摟著我說：「仔仔乖，現在買不到叉燒，家裡也沒有油……。」不知從甚麼時候起，媽媽已不叫我「雲吞」，其實我瘦得更像「麵條」。哭著哭著便停了，因為媽媽的淚水也滴在我臉上，「孩子」，媽說道：「媽想辦法給你做薩騎馬…….。」

           過了些時候，在香港的舅父寄來了幾磅花生油，雖然打稅很重，媽還是拿了回來，並在我生日那天，真的做起了薩騎馬。沒有麵粉，便用番薯粉代替，加水搓成粉糰，並壓平切成小薄片，然後用油炸脆，撈起後把油徹底瀝乾，再把「古巴糖」和成糖漿，淋在上面，便成了我盼望已久的「薩騎馬」了。

           糖漿尚未瀝乾，我便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那味道簡直比茶樓的要好上一百倍。但吃著吃著，便感到這東西的顔色和味道與茶樓的薩騎馬不一樣，便對媽媽說：「媽媽，這不是薩騎馬嘛，是甚麼東西啊﹖」媽見我吃得開心，便說道：「這不是薩騎馬，是媽做給你的生日禮物，叫’ 薩騎牛’。」當時母子倆笑成一團，難得高興了半天。

           不久，由於貧病交加，母親不幸去世了。失去母愛的日子，就像寒冬中沒有了太陽，童年的往事不堪回首，只有母親做的「薩騎牛」還留給我一些甜蜜、温暖的回憶。長大後，直至來到美國，我卻沒有去重做一次「薩騎牛」，因為我知道，「薩騎牛」，並不會比「薩騎馬」更好吃，一個人的感受會隨著環境改變而改變。人的一生中會吃過無數的食物，但能像島嶼一樣存在腦海中的恐怕不多。食物也許和事物一樣，如人們常說的：「往事只能回味」。但我更覺得，我們應該對那個只能用「薩騎牛」，代替「薩騎馬」的年代，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和反思。

          我永遠懷念慈母 做的「薩騎牛」。

            文刊《世界日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