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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学运的“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黑洞 文 扬 台湾“太阳花学运”暂时告一段落，而围绕这场运动的思想探索似乎刚刚开始。 这场运动最令人迷惑之处，在于它是一次民主形式的反民主运动，寒竹的文章《太阳花学运能代表台湾民主吗？》对此论证得很清楚，舆论界也逐渐形成了共识。在不约而同地指出学运明显违背民主原则并严重破坏法治的种种事实之后，随着运动接近尾声，评论者们陆续转向了更深层次的透视，如该次运动的反中、媚美、台独、独台，甚至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资本主义等等方面。 转向过程中连带出一个问题：学生们自己是否有此意识？他们是否明白自身行动的意义？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明白，于是出现了“行动层面一百分，思想层面太薄弱”之论。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是批评者本人思想太肤浅，没有看到作为运动骨干的“职业学生”们并不那么简单。 就像是要回应舆论界的争论，运动收场时学生领袖借盘点战绩之机宣布说，除了各项具体成果，“无论从民主宪政层次或国际的地缘政治，此次运动所达成的效果更为惊人，远超出预计。” 此言大有含意。学运领袖居然对于自己的行为在“国际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事先就有所“预计”，对其效果还有事后的评估，仅凭这一点，就决不能认为他们“思想薄弱”。 联系到早前曾有媒体爆料，林飞帆凌晨4点还在议场“手里拿著《柄谷行人谈政治》等书与人讨论”，有人就此推论，一向倡导小区域个体的团结与对抗之道的柄谷行人，正是台湾学运背后的思想推手。这就更有深意了。 看起来，相对于“民主宪政”的解读，用“国际的地缘政治”和柄谷行人的政治理论来解读“太阳花学运”，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不管陈为廷、林飞帆本人到底理解到了什么程度，五十万人上街的现实，已明白地昭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 柄谷行人的马克思主义 柄谷行人是一位革命思想家，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与大多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柄谷更偏重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认清国家的性质，由于“国家-资本-国族”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发生紧密结合，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因下层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而瓦解的预言不会发生。据此，柄谷积极提倡新结社运动，他认为这是可以在内部破坏资本主义的有效方式。通过“创造出一种不需要依赖国家或资本的体系”，以避免社会革命“又演变成依赖国家而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 对台湾来说，当今的中国大陆既代表了大资本主义，又代表了大国家主义，恰恰就是一个“国家-资本-国族”的紧密结合体，而当下的服贸协议，正是一个将台湾进一步并入这个结合体的强大工具，面对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的可怕威胁，台湾本能地想要做一番烈女抗嫁式的抗争。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手段显然不太适用，台湾也没有条件实行，于是柄谷行人的“小区域个体团结与对抗之道“，正好填补了这个需要。 烈女手中没有砍刀，也奈何不得夫婿和婆家，只有小小的头簪可以胡乱扎一扎身边伴婚的人，于是倒霉的“媒婆”马政府和“立法院”就成了牺牲品。 以自由民主之名，行削弱政府权力之实，行抗拒“国家-资本-国族”政治经济体系之实，行新型社会革命之实，这就是柄谷行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视角下的“太阳花学运“。 “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 回头再看台湾“太阳花学运“是什么。一方面，他们看到了新型社会革命这个方向，即通过自由民主来瓦解政府、抗拒“国家-资本-国族”政治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国际地缘政治这个方向，有意无意地也在期待着国际地缘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律”在台湾起作用，也就是通过进一步令政府失能、权力瓦解，让台湾加速成为“权力真空区”、“族群撕裂区”、“社会失序区”，尽快成为“随时可以占据、收归、并入之区”或“随时可以割让、抛弃、牺牲之区”… 在这两个方向上，自由民主都是手段，不是目的，甚至反中和台独也都是手段，不是目的。运动领袖陈林二人都公开主张台湾独立，但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所调动和整合的思想资源，却远远大于狭隘的台独理念。鉴于这一运动最根本的反体系、反资本性质，“自由民主马克思主义“像是更确切的定义。 顺便再澄清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自由民主的，在被各种真假理论和实践搞乱之前，这一点原本是不言自明的。第二、中国大陆所坚持的是国家主义，在柄谷行人等无政府主义者眼中，就成了对立面和斗争对象，于是反中逐渐带有了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性质。 如此来看，“太阳花学运“是有思想基础的，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还会不断地掀起，人们需要认真看待这一新生事物。▊ 2014年4月13日
“九段线”不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内文 扬 3月30日，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庭提交了正式诉状，指控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违反海洋法公约。 南海问题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又被提出来了。 表面上看，此事暂时难不住中国。由于中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就选择了不接受强制仲裁，所以中国也就不会被拖入菲方启动的这一仲裁进程。这也意味着，即使最终国际法庭判决菲方胜诉，对于中国也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中国马照跑舞照跳。 但此事对于中国的不利影响还是存在，中国无所作为我行我素的态度，难以避免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多年来，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放弃为这条独一无二的海疆线寻求国际海洋法依据的努力，很多人希望中国单靠法律争辩中也能赢得胜利，无论打不打官司，中国都可以在国际海洋法条文和案例中找到自圆其说的论据，证明中国1947年划定的这条线也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和精神。 没有具体的官司，大家各说各话，学术研讨，怎么都好说。而一旦有了实际的判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难预测，国际法庭这一次很可能会借菲方告状这个机会，明白无误地给出针对“九段线”的法律意见。 最低程度，这将终结中国为“九段线”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内寻求法律地位的所有努力。 所以，中国现在不能无所作为。如果中国料定了国际法庭的判决结果于己不利，就应该提前表明立场，将这个问题主动移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法律框架，重新表述“九段线”的法理含义。 笔者不是法律专家，“九段线”究竟应该如何定义，不便妄言。在此仅就为什么“九段线”必须走出海洋法公约框架、回归其更基本的国际法基础，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问题一：“九段线”有可能在海洋法公约中站住脚吗？ 中国政府于1947年划出这条断续海疆线，主要是针对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南海诸岛的一个主权宣示，当时的词叫“地图辟疆”。在当时的形势下，从国内方面看这是合理合法的主权行使，从国际方面看这是合理合法的法律实践，没有任何问题，也得到了包括周边国家在内众多国家的默认和支持。 设想一下，如果自此以后的国际法实践沿这个方向发展——沿海国的海洋划界首先考虑历史情况，首先承认先占者的历史性权利，根据岛屿分布划出周边的历史性水域，那么，中国南海断续海疆线这一实践不仅不会引起争端，反而会成为被各国争相援引的成功先例。 当然，现实并不是这样。国际法的形成和演变是力量博弈的结果，在这一全球大博弈中，占有历史优势的老大帝国向来不占力量优势。一方面，刚一诞生就要求平等权利的新兴国家是大多数；另一方面，新的变革总是带有“打土豪分田地”的精神取向。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次大的制度变革，主要体现了发展中沿海国新兴的海洋权益要求，当然不会特别照顾老大帝国的历史性权利。据上世纪70年代参加公约谈判的外交官回忆，中国当时无条件支持200海里经济区，主要是出于反对美苏超级大国霸权的考虑，对那些于己不利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算清楚，等到后来想明白了，也骑虎难下了。（见凌青回忆录《从延安到联合国》） 现在看来，当年为反霸举起的石头，后来也砸了自己的脚。在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虽然不是霸权国家，但由于独特的历史主张，客观上让自己成了周边沿海国的“反霸”对象。正因为从一开始中国就没有站对位置，没有坚持将历史性权利、历史性水域单独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加进公约当中，将自己的特别利益有效保护起来，才导致了今天这个不利结果。 所以，现在反过来寄希望在这个“反霸”色彩强烈的公约中找出法律空间，让古老的“九段线”重新站住脚，恐怕是太晚了。
问题二：没有“九段线”问题南海就会太平了吗？ 归根结底，南海问题不是简单的海洋划界问题。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基于最古老的国际法“先占”原则之上的一个主张。正如当时被委任为内政部接收南沙群岛专员的地理学家郑资约所言：“依照国际公法与惯例，凡新发现之岛屿，其住民系何国民，即证明其主权属于何国，今该群岛中全为华人，其主权应属于我，自无置辩之余地矣。”这个事实，是南海问题最核心的部分，先于所有其他问题，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本无关。 假设当年没有划这条海疆线，再假设后来的海洋法承认群岛周围的历史性水域，那么，根据一般的国际法实践，中国政府在面对外国对岛礁领土的侵占时，应该如何应对呢？可以想象，无论哪届中国政府，早晚还是要划出一条将南至曾母暗沙在内的南海诸岛全部包括进来的U型线！ 当年针对的是法国占领南沙的“九小岛事件”等侵占行为，现在面对的是周边国家更为严重的侵占，还有大国在此地区的战略布局，形势之严峻比之当年有过之无不及，若不画出一条既包括了全部岛礁、又包括了毗邻水域、还体现了历史性权利的海疆线，中国如何自卫？ 这个出于捍卫领土主权和历史权利的自卫行为，与海洋法公约出于经济利益的海洋划界行为，分属两个国际法领域。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协调，但不可能相互否定。没有“九段线”，因海洋法公约而起的海洋划界大战也一样要在南海打响，南海问题也一样错综复杂，南海也一样永无宁日。有了“九段线”，恰恰可以借此向世界表明，这个海域并不是只有海洋划界问题，自始至终一直就有中国对固有领土合法自卫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南海是两个法律战场，不是一个！ 综合上述，“九段线”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没有法律依据这个问题，在中国方面就不必再谈了。中国不终结这个问题，国际法庭早晚也会终结这个问题，菲方这纸诉状制造的结果，一定是一个进一步加强海洋法效力、进一步弱化历史性权利的判决。等到判决出来之后中国再另找说辞，那就太被动了。 “九段线”当然合理合法，但法律基础不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在更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上。如何避开海洋法公约的陷阱，回归更坚实的国际法高地，就是中国当下要解决的问题。▊ 2014年4月2日 (返回) 北京面临的难题独一无二文 扬
九月的最后几天，北京连续多日重度雾霾，原本以为今年的国庆只能灰头土脸、连咳带喘地欢度，多亏一场秋雨救了急，到了1号下午，满城的国旗终于飘扬在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之下了。 太侥幸！老天爷今年给了北京这个面子，明年和后年不一定再给。照现在的趋势发展，早晚会有这么一个国庆节：尘土漫天，毒雾压城，云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既看不见旗杆上的国旗，也看不见纪念碑前的鲜花，喜洋洋的欢庆变成了急匆匆的逃离… 其实，一年中很多时间，北京就是如此。全市毒雾，全城堵车，虽有绿色却全无清新，虽有齐整却少有清洁，污水环绕，垃圾围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哪个方面，北京都够不上“宜居”，恰恰相反，人人都看得明白，距离国际的“宜居”标准，北京越离越远。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曾经流行一时的《北京颂歌》，不知谁是那一位最后的歌者。 今天的首都北京，因为堵车而荣登“首堵”宝座，又因为毒雾再荣获“首毒”桂冠。而奇怪的是，正是在北京开始深陷车灾、雾灾的这几年，北京的私家车继续暴增，北京的房价持续疯涨。 据最新的估算，尽管实行了严格的指标政策控制，到今年年底北京机动车总量仍将达到544万辆，正以冲刺的速度逼近600万辆的“红线”。 而北京房地产逆势冲刺的速度更快。土地单价指标：9月4日，北京朝阳区农展馆的一个地块在竞拍中成为单价“地王”，以每平米7.3万元刷新全国纪录。土地出让金指标：9月份，北京土地单月出让金高达257.37亿元，超过了之前8月的总和。新建住宅成交额指标：今年前8个月，北京新建住宅总成交额已经达到了1620亿元，突破了历史最高的2009年，同比上涨9.4%，预计全年成交额达到2700亿元，也将突破历史纪录。 这些数据指标说明，“首堵”也好“首毒”也好，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冲刺般地、不顾一切地选择居住在北京，坚决要成为北京的居民。 “中国经济学”再出新题目：为什么一个城市的吸引力会与其拥挤程度成正比，而与其宜居程度基本无关，并不受居住条件恶化的影响？ 北京市政府一直在努力，为了缓解交通的压力，PM2.5压力，垃圾的压力，供水供电、外来人口等等的压力，北京市投入巨大，也成效显著。但现实是，“改善”越来越像是“救灾”，“规划”越来越像是“抢险”，城市建设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居民膨胀的速度。城区交通规划，以机动车总数200万辆为前提，未等布局完成，200万辆已翻番成400万辆。空气质量控制，以首钢等重工业厂区迁出为代价，未等效果显现，新的污染又加倍覆盖… 北京同时还一直在进行适合于首都地位的“经济结构转型”，结果是，更多的人涌向北京，居民规模更加膨胀——新的“知识经济”吸引全国的青年学子涌向北京中关村，新的“总部经济”吸引全国的大中企业将总部从外省迁到北京近郊，新的“文化经济”吸引全国的三教九流聚拢在北京各个角落…。转型按计划顺利完成了，冒烟的工厂群确实不见了，在巨额投资的推动下，新兴的全国性经济中心牢牢扎根在了北京。 在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结合，就是一个魔力四射的政经综合体，政府的官员们坐镇北京，“总部”的老板们云集北京，无论他们之间联系还是不联系，他们就是一个紧密层，一个权贵圈，一个凌驾于全国所有城市之上的金字塔塔顶。 北京市的规划者们心里明白，北京独一无二的特殊性正在这里。承载着金字塔塔顶的北京，必然地成为集所有全国性中心于一身的超级中心。因为它是政治经济中心，它就必然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舆论中心、知识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这就是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可以离开政治经济金字塔塔顶而单独存在。如此状况，既是历史的形成，也是体制的产物，没人能够改变。 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独自设立，白宫可以不定期关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首都选择偏安一隅，远离经济中心。但中国不可能，整个国家都通过超级中心来运转，随着运转的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超级中心本身也越来越膨胀，各个中心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互相加强。 那位盘下北京1万多平米房产的陕西“房姐”是对的，她所看中的，不是北京房市的上涨速度，而是超级中心的膨胀速度。这个仍在膨胀中的超级中心，就像旋转的磁石一样吸引着几乎所有人，从月薪2000元的打工妹，到市值上百亿的500强，人人都希望尽快跻身在这个中心当中，以实现各自跳跃发展的梦想。与“宜发展”、“宜跳跃”、“宜高升”、“宜变身”等方面越来越强的吸引力相比，北京的“宜居住”、“宜出行”等考虑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无所谓了。 这就是北京的现实。北京市的规划者和建设者们仍在努力，他们提出了几年内改善交通状况、改善空气质量、改善环境卫生的各项目标，但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前他们必须要回答如下这些问题：北京有没有可能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既最适宜企业发展、个人高升，同时又最适宜普通人居住和生活？既能够承载日益膨胀的超级中心，同时又不会制造日益膨胀的外来居民？如果真的成了这么一个理想城市，它到底能够接纳多少居民？全国人民、世界人民中谁可以成为这个幸运城市的幸运居民，谁不能来北京？ 与中国发展中很多问题一样，北京发展面临的难题，也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内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主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趁着这两天北京的蓝天白云写下这篇文字，等毒雾一来，什么想法都没了。▊ （此文根据本人9月26日在香港文汇报“华媒助推北京走向世界座谈会”上的口头发言扩充整理而成） 2013年10月2日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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